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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外贸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根据平滑调整假说，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会随着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中国制造业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本文发现间隔年的边际内产业指数最为有效，且产业内贸易水平对劳动力市场调整具有滞后效应，但回归分析结果并不支持。随着产业内贸易比例扩大，劳动力的产业间调整增加，而并非产业内的调整。此外，劳动生产率和国内显性需求对劳动力市场调整有很大影响，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行业内，劳动生产率的这种影响更加显著，而显性需求和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作用较弱。
关键词：平滑调整假说，产业内贸易，劳动力市场调整，制造业细分行业
一、前言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向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外贸体制随之发生重大变革，为其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和制度保障，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从1980年的381.4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4742.9亿美元，年均增长13.4%；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贸易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经济深嵌于全球产业链之中，进出口总额从当年的5096.5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29727.6亿美元，年均增长21.6%，顺差一度高达2954.6亿美元，对外贸易结构及贸易型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出口的宏观结构来看，1980-2010年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主导产品逐渐由第7类(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转变为第8类(机械及运输设备)，成为我国出口支柱产品。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尤为突出。从进口的宏观结构来看，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进口大量增加，消费品和资本品进口有所下降。如果从进出口的微观结构来看，对外贸易型态逐渐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甚至产品内贸易转变。
早在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发达国家之间在同一时期内既进口又出口同类产品的现象，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却无法合理解释。于是，一批经济学家如Linder(1961)、Balassa(1966)、DixitStiglitz(1977)、Krugman(1980)、Helpman(1981，1987)、HummelsLevinsohn(1995)等从贸易实践出发，利用新的分析工具，借助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模型，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需求偏好相似为基本假设，从静态出发进行理论分析，从动态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同时，GrubelLloyd(1975)、Brülhart(1994，2000)、GreenawayMilner(1983)、Greenawayetal(1994，1995)等又发展了多种产业内贸易的计算公式，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并被FlamHelpman(1987)、HuMa(1999)、Fukaoetal(2003)等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变化。时至今日，产业内贸易理论进一步被拓展到外商直接投资、产品内贸易、跨国公司贸易及企业异质性等(GreenawayKneller，2007；Eggeretal，2007)，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其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贸易型态对贸易自由化的含义区别很大。一般来说，如果某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很高，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的代价相对较小，因为贸易自由化在此种情形下所引起的资源再配置大多发生在技术条件及生产要素品质相近的同一行业内的不同厂商之间，而不是在不同产业之间。如果按标准的贸易理论来说，基本都假设国内要素是完全流动的(特定要素模型除外)，那么贸易自由化所引起的资源再配置不会有任何代价，并且可提高参与国的社会福利。但是，经济实践与理论假设往往不一致，由于各种障碍的存在，要素市场很难真正实现充分流动，调整成本必然存在，从而导致资源再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实际上，关于贸易或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调整成本问题最早起源于Balassa(1966)。Brülhart(1999，2000)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平滑调整假说(SmoothAdjustmentHypotheSis，简称SAH)”，其基本思想是：与产业间贸易相比，产业内贸易的调整成本可能更低。由于劳动力是一种具有“内在控制功能”的异质性生产要素，不少经济学家如BrülhartElliott(1998，2002)、AzharElliott(2003)等都把该假说应用于贸易对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影响方面：产业内贸易作为同类商品的交换，其要求生产商品的劳动力技能的相似性必然高于产业间贸易；当劳动力不需要经过更多的再培训就可以在同一产业内部的企业间流动时，其调整成本必然较低。此外，由于其他互补性生产要素在同一产业内可能更具流动性，也使劳动力市场在较小的工资调整下能够实现均衡。
产业内贸易水平是否与劳动力的调整成本有关联？西方学者大多是针对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如比利时、希腊、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仅限于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少数国家。中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同时是处于体制转型进程中的贸易大国，以中国为样本来检验劳动力市场平滑调整假说意义重大。
二、劳动力市场平滑调整假说的理论分析
劳动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短期的失业，但从长期来看，它将会趋于均衡。因为短期内存在诸多影响失业的因素，如要素异质性、名义工资的刚性、不完全竞争及贸易引起的调整成本等。新古典贸易理论则认为，贸易带来的长期利益要远远大于对短期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影响。例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认为贸易带动了劳动力从进口为主企业向出口导向企业转移。该模型假定要素不是特定的，劳动力流动不受限制且不需要成本，因此国际贸易作为国际要素流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将缓解要素稀缺程度，使世界要素价格均等化。事实并非如此，贸易引致的劳动力市场调整成本大量存在，主要表现为失业、工资的降低和生产率的降低。至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好处是否能够抵消短期劳动力的调整成本，则取决于劳动技能。每个产业需要特定的劳动技能，产业间的劳动力流动使得这种技能在短期内消失，若想重新获得其他技能，则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除了寻找、谈判和签约等交易费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和培训等支出。然而，如果劳动力流动发生在产业内，后者将得以免除，那么流动成本就会大大降低(ElliottLindley，2006)。即前文所说的劳动力市场平滑调整假说：如果我们假定劳动力不是同质的，且行业间是有差别的，那么相同产业内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成本要比不同产业间流动的成本低。
实际上，琼斯-萨缪尔森的特定要素模型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劳动力调整成本奠定了基础。该模型假定一国生产两种产品X和Y，价格已定，两种商品使用共同的生产要素，但需求不同，即存在要素特定性。如图1所示。
在上述特定要素的短期劳动力市场均衡图中，a点是最初市场达到均衡的点，由于Y对外进行贸易，导致Y产品的价格下降(假设该变化对X部门没有影响)，价格下降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并最终达到均衡点b。工资率w1下降到w2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短期内Y部门的企业家并不能如此迅速的将工资降到w2，为维持运作，必须解雇一批人，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成本是以短期失业的形式出现的。如果假定工资极富弹性，那么Y部门将工资降到w3以达到充分就业，这样一来，原本在Y部门的人将会通过培训等途径使自己达到X部门的标准并流入X部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主要体现为匹配的成本，诸如培训费、地理位置转移费等。
此外，虽然产业内贸易理论并不包含劳动力市场平滑调整假说，却从理论上充分地解释SAH。该理论认为，贸易和专业化生产是紧密相关的，贸易的扩大会迫使各行业进行专业化生产，进而形成产业内贸易。因为产业内贸易生产的是同一种产品，在要素投入上的比例基本相同，因此要素在产业内流动的成本也将更低，不仅表现为短期失业周期会减少，而且转业所需培训费也将大大降低。
三、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度量与适用性检验
拿什么指标测算劳动力的调整成本？那些接受了SAH的学者们，意见似乎并不统一。有时同一学者也会尝试采用不同的度量方法。
许多学者采用了行业整体就业变动指标，其中运用最多的是就业量总体变动指标，即
，式中Lj1、Lj0代表j部门终期和初期的就业量(Greenawayetal，1994；BrülhartElliott，1998)。
BrülhartElliott(2002)采用平均失业周期DUATIONj，行业实际工资偏差WAGEVARJ，通过菲利普斯曲线计算而得的行业实际工资偏差CWAGEVARJ。
Brülhartetal(2006)采用行业间流动比例和岗位流动比例。前者的计算公式为
，当员工从行业j流动到不同的岗位时，zxj等于1。
有时人员流动率指标也曾被用作劳动力调整成本指标(DavisHaltiwanger，1992；Brülhart，2000)。
尽管不同的度量指标各有优劣，但也为检验SAH提供了可能。
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平滑调整假说在各国的适用性进行了研究。BrülhartElliott(2002)就平滑调整假说在英国进行了研究，他们利用制造业劳动力转移的个体层面数据深入分析了劳动力调整成本和产业内贸易的关系，研究结论支持该假说，即产业内贸易比例越大，劳动力调整成本越低。之后Greenaway、HaynesMilner(2002)也对英国的劳动力调整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相比于产业内贸易水平低的行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劳动力不管在产业内还是在产业间调整就越多。此外，生产总值的变动在高产业内贸易水平行业对劳动力的调整效应更大，由此得出，尽管在产业内调整对于个人来说更加容易一些，但是产业内贸易作为低调整成本的这种贸易形式并不是必须的。紧接着Brülhart、ElliottLindley(2006)重新检验产业内贸易和劳动力重新配置的关系，再次发现产业内贸易的确对劳动力流动成本有着减弱作用，但是相对于其他决定因素而言，这个效应非常微弱。
CabralSilva(2006)引入一个能够同时考虑劳动力部门间和岗位间转移的新变量对葡萄牙这个开放的小国家进行研究，结果肯定了SAH在葡萄牙的适用性，并强调在研究贸易引起的劳动力调整时，考虑岗位间的流动效应是非常重要的。Ferto(2006)针对匈牙利的食品行业研究边际产业内贸易和调整成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国内需求对劳动力转移有积极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对其的影响则是反向的，而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的调整作用并未发现，即不支持平滑调整假说。ErlatErlat(2003)针对土耳其对平滑调整假说进行了研究，结果与预期相反，并未得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不能完全支持该假说。Faustino对葡萄牙制造业进行了分析，研究中使用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以及动态面板模型，但结果并不支持该假说，并且发现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对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根据以往的文献，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平滑调整假说支持与否不仅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标的选取有关，而且和因变量的选择密切相关。绝大多数的研究采用整体层面的就业量变动替代劳动力调整成本，那么他们的结果不支持SAH，少数学者通过个体层面更细化的度量劳动力成本的，其结果均支持平滑调整假说。国内学者李坤望、施炳展(2007)基于SAH框架，通过非参数检验方法，评估中国1987年—2004年制造业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发现中国制造业贸易变化绝大多数为产业间贸易，但产业内贸易有增加的趋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低技术和高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贸易变化多为稳定的产业间贸易；中技术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贸易变化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共存，产业内贸易有增加趋势；通过检验1987-1997年三分位制造业职工变动数和S指数的秩相关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贸易自由化调整成本总体偏高，但由于中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贡献调整成本呈现出减少的趋势。总体来说，SAH在中国还是比较适用的，尤其是在低技术和劳动力密集型部门。杜运苏和郭羽诞(2009)、孙孟(2011)又分别平滑调整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研究，结论均支持SAH，但两者均选择间隔1年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作为自变量，未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时期间隔效应以及滞后效应进行适当的分析，而且杜运苏等人的模型拟合优度很低，说服力不够。我们将利用中国22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劳动力平滑调整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重新进行检验。
四、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分析
对产业内贸易的度量有很多指标，在MIIT指数引入之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是G-L指数，该指数仅测量某一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因而将产业内贸易限定为静态的。但事实证明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G-L指数无法明确表示贸易结构的变化。HamiltonKniest(1991)，Greenwayetal(1994)相继对该指标进行了修正。该指标克服了之前一系列指数的缺陷，但仍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素需考虑，首先该指标对时间周期的选择非常敏感，必须慎重选择合适的时间跨度；其次，贸易对劳动力变动因素的影响有个滞后期。Brülhart(1994，2000)大力推广了MIIT指标，并发现基于1年期的MIIT指标最有效，之后Brülhart，ElliottLindley(2006)还考虑了3年期的变化。
我们计算时间间隔为1年的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GLit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it，见公式(1)和(2)，其中i代表各行业，t代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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