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也称“拟态”、“虚推背图原文拟”、“信息”，是处于人与现实之间的一个“中介物”，它不是现实“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在与自然相区别的社会中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社会之行为方式的符号部分；并且，它主要是通过际关系向社会提示的”。人类时刻处于信息的之中，信息是人类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信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没有信息活动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人类的信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媒介的发展，表现为不同的情形。人类的水平决定于媒介的发展，媒介的发展是人类能力发展变化的直接表现，媒介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方式和结构，人类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媒介的发展史。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媒介的制约，人们的交往范围和规模十分有限，人直接面对客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以通过面对面的人际获取的“第一手的直接信息”为基础，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简约而单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特别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世界面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随着资本的输出，国际贸易的发展，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大市场，人类的视野迅速扩大，所处的日益广阔而且复杂，交往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显然，这一广阔、复杂的客观，已远远超出人类自然的范围，单凭传统的人际方式已远不能达到与自然和社会的互动，人类着更为先进的媒介的出现。
大众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能力和范围。正如学者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面对面的交谈是五官的延伸；印刷品是眼睛的延伸；是耳朵的延伸；电视是耳朵和眼睛的同时延伸。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介不断发展，人的五官也得以不断延伸和扩展，“千里眼”、“顺风耳”已成为不足为奇的现实。
大众媒介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与的互动方式。大众是通过媒介组织向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大规模地信息的过程。大众运用一系列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诸如语言、文字、音乐、音响、图片、影像等，组成具有完整意义的讯息向受众进行信息。受系统内部组织机构、运行规律以及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任何大众媒介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都纳入自己的范围，对客观世界作“全息”式地反映，而是有选择地进行，有选择必然有倾向；即使对选择来的事实，者也不可能是纯机械式的反映，不可能是“镜映”，而是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地渗透着自己的主观倾向。因此，大众媒介所“呈现”的并不等同于客观的“现实”，而是充满了主观色彩的“媒介”，或称之为“虚拟”、“拟态”、“信息”。同时，客观世界十分广阔，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人们无法逐一了解、或亲身体验，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作为认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这样，在大众时代，人类与客观之间不再是直接的认知关系，而是插入了大众媒介这样一个“中介物”，单凭自然获取“第一手直接信息”来认知世界、协调已不可能，而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大众媒介所“呈现”的“媒介”。人类与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
最早对“媒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美国著名学家李普曼。1920年代初，李普曼与同事一同研究了自1917年十月以来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有关苏维埃的报道。在当时的美国，这些报道被认为是国际事物方面最权威、最可信的文章。但是，李普曼等人的研究结果却显示：“有关情况不是实际所发生的新闻，而是人们期望看到的新闻。”#也就是说，《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对苏维埃的报道，并不是苏维埃当时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是有选择、有甚至是道听途说的性报道。基于这一研究，李普曼于1922年撰写出版了后来被誉为学开山之作的《》（PublicOpinion）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理论。该书第一章的标题为“身外世界与脑海图景”（TheWorldOutsideAndThePicturesInOurHeads）。按照李普曼的观点，人类生活在两个里：一个是“身外世界”的现实；另一个是“脑海图景”中的虚拟。现实是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虚拟则是渗透了人的意识，被人所体验过的主观世界。李普曼认为，我们的“身外世界”，即现实越来越广阔、复杂而又稍纵即逝，人们已很难直接地去亲身体验它、理解它，现实已成为“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人类要在这个中和行动，必须将其重新建构成一个更为简单的模式，即通过各种大众传媒去了解现实。这样，人类行动所依据的不再是客观及其变化，而是大众媒介所“再现”的“媒介”。要得到关于现实的真实图景是，人们只是生活在“脑海图景”中，而这个“脑海图景”是由大众媒介为我们创造出来的“虚拟”，是被大众媒介解释过的，而并非现实本身。也就是说，在人类与现实世界之间插入了一个由媒介创造的虚拟的“媒介”。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与他的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大家都直接接触消息，而不是接触我们看不到的”。$
可以这样认为，大众媒介在“现实”和“媒介”之间充当“中介”角色，反映了媒介对社会发生功用的内在机制。媒介的基本社会功能就是，即持续不断地、及时地注视的变化，向社会报道新闻、提供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媒介履行功能的基本途径就是为受众塑造“媒介”。正如美国学者德弗勒所指出的：“媒介能产生强大的效果，是因为它发出的信息建构了一个社会现实，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世界观；人们根据媒介提供的‘参考架构’来阐释社会现象与现实。”%然而，可悲或的是，在媒介化的社会里，人类已习惯于在“媒介”或“信息”中生活，甚至已习惯于把“媒介”视为“现实”。这种对媒介的依赖性往往导致人类认知的偏差，甚至造成悲剧性的后果。由于媒介选择和报道事实的倾向性，导致“媒介”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或“媒介”有意无意地成为了“”，人们以此作为“现实”而采取实际行动，悲剧就在所难免。例如，“二战”时期，利用大众媒介大肆，侵略战争的“性”，让数以万计的热血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战争的品。因此，大众媒介“再现”客观世界的“媒介”，应视为大众传媒的一种“隐性”的负面功能，其社会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日本学者藤竹晓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现象。1968年，他在李普曼“两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拟态的化”问题。他指出，许许多多的“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渠道，很快就会演化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大众虽然提示的是“拟态”，与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和采取行动适应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便使得现实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