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原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跨国分析
内容提要基于改进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一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新框架，即通过编制区分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计算“加权的增加值-生产率”指数并进行跨国比较分析，有效地解决了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仅关注出口总额所导致的“统计”问题。研究表明，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从1995年以来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明显进步而快速提高，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还不具备挑战世界高技术产业领先地位的实力。同时研究还发现，传统的出口总额统计法高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拥有丰裕的低技术水平劳动力的后发国家，逐步生产并出口了大量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品，世界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从1988年的不足8%增长到2005年的22.6%(Mani, 2000；UNIDO, 2009)。最为典型的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2004年开始出现大量高技术产品的外贸顺差，到2007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规模和产品出口总额都已位居世界第2位，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进口了相当多的高技术产品。对于这种“”传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现象，Lall(2000)、Mani(2000)和Srholec(2007)等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爆炸式”(Outbreak)的增长只不过是一种数据统计上的人为结果(Statistical Artict)，即在产品内分工和贸易兴盛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通过大量进口高集成度的高技术产品的零部件，在其国内组装加工后再出口，形成了所谓的“三角贸易模式”(Triangular Trade Pattern)，而传统的国际贸易的总量统计法把从他国进口的中间产品的价值也计为出口额的一部分，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出现了与其发展水平、技术能力以及比较优势相的“虚高”现象，被称为“统计”(Statistical Illusion)，这一的是发展中国家在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中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的低端地位(Lall，2000)。
产品内分工以及“统计”所引起的出口额的“虚高”，导致传统方法如国际贸易规模和出口品的行业结构、“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指数(Balassa，1965)，以及衡量产业内贸易的GL指数(Grubel & Lloyd, 1971; 1975)等，都因为难以避免“统计”以及国际分工的多层级性而难以准确衡量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而且，尽管有较多的文献对中国不同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作了分析(汪斌，2006； 金芳，2003、2008)，但其具体含义在文献中却语焉不详。实际上，不同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决定其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所处的相对地位，这种地位集中地体现为对外贸易的获利能力和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本文将之界定为“国际分工地位”。 与此相关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方向：一是分析不同国家对国际市场的相对控制能力的研究，主要是由Bain(1951)首创并经Goldberg & Knetter (1999)改进的以“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范式为基础的市场研究；二是对出口国产品质量的测度与分析(Hallak & Schott，2008)；三是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研究(Linder，1961；Michaely，1984；关志雄，2002；Hausmann, Huang & Rodrik，2005；Lall & Weiss，2006；Rodrik，2006；Wang & Wei, 2007；许斌，2008；姚洋、张晔，2008)。此外，Hummels, Ishii & Yi (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 VS)指数，Lau等(2007)提出的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法的国内增加值和就业拉动效应的计算方法，以及Koopman, Wang & Wei (2008)在综合两种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的测度加工贸易盛行条件下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和进口价值的一般方程等，都为解决“统计”问题提供了思与方法，也为准确衡量国际分工地位指明了方向。
总体而言，文献中所涉及的方法和指标对于分析一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具有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的适用性问题，如基于产业间或产业内贸易的指标难以胜任准确衡量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国际分工地位的任务；VS指数和国内增加值分析法通过剔除出口中的进口投入品值以解决“统计”问题，是最为可取且可行的方法，但一维指标不够全面，有待发展与拓展。本文旨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探索既能解决“统计”问题，又能全面衡量一国高技术产业真实国际分工地位的新方法，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借鉴。后文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和指标计算方法；第三部分进行跨国分析；最后为总结性评论。
产品内分工所带来的分工细化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更多地体现为全球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而非传统的最终产品优势。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处于全球产业链高端的国家主要投入高级要素(技术、知识、营销和资本等)，因而其生产效率高、能获得高收益；而后发国家主要依赖于资源、低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其劳动生产率和收益也相对低。可见，通过外贸获利能力(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和生产效率的比较，可以较准确地判断不同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国际分工地位。具体的技术线是，通过改进的区分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计算一国单位高技术产品最终需求(出口)的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和完全就业系数，即对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应。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等于1减去垂直专业化率(Lau等, 2007)，反映的是一国出口的获利能力，以及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而完全就业系数可以看作是单位出口产品需要多少国内劳动者参与生产，本质上反映了一国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基于这两点，采用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法计算高技术单位出口品对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应，并就不同时期的结果进行跨国比较，可全面地反映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其变动状况。
在Lau等(2007)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法的基础上，将一般的投入产出表中属于高技术产业的部分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的产业群体，得到如下改进的区分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
基于对高技术产业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中的相对地位的比较分析，如果再配合以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及扩散、政策等决定一国未来发展潜力的因素，即可全面评价一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趋势。此外限于篇幅，本文未就一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些都不失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金芳(2003)：《国际分工的深化趋势及其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第3期。
Lawrence J. Lau等(2007)：《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周公解梦 梦见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