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在两届“一带一”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均指出了“建设数字丝绸之”的重要意义。“数字丝绸之”建设以跨境电商合作发展为龙头，引领数字基础设施、金融和物流体系的协同建设，是拉动“一带一”沿线社会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新引擎。东南亚作为“数字丝绸之”核心区，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多年来积极投资布局，复制和推广本土成功经验。中国已成为投资东南亚科技创新企业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当前，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已成必然。中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应用“数字抗疫”技术获得了良好效果，其中的经验、教训也将进一步带动东盟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以数字转型助力经济发展。
为支持中国企业在疫情下借助“数字丝绸之”在东盟顺利地开展投资贸易，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与走出去智库（CGGT）组成“东南亚数字经济联合课题组”，通过观察各领域的动态，分析事件成因、预测其影响，希望为相关方提供一个聚焦东南亚数字经济的趋利避害机制。
“数字丝绸之”由于可直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因此受到“一带一”沿线国家的热烈欢迎。近年来，中国电子支付企业借助“数字丝绸之”，不断拓展东南亚市场。人口众多、经济高速发展的越南是数字支付企业的必争之地。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催生了“零接触金融”的需求，越南数字支付行业出现新态势、新机遇、新风险，对此中资企业应未雨绸缪。
疫情引发了对冠状病毒可能通过现金的担忧[1]，为此多国力推数字支付，越南正是其中之一。疫情爆发以来，越南国家银行（SBV）人们现金使用，增加无现金支付，降低感染风险，数字支付行业进入快车道，呈现出以下态势：
（一）数字支付使用次数正在增加。据越南国家支付公司（NAPAS）统计，3月份银行间转账总额低于50万越南盾的金额较上月增加32%，显示客户已逐渐转向非现金支付。[2]
（二）国家推出支付便利政策。首先是越南国家银行协同各职能部门，给和企业补充和提升移动支付限额。同时，指导越南国家结算股份公司（NAPAS，相当于中国银联）、商业银行和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减免支付服务费，调整优惠政策，提高支付服务的质量。
（三）放宽第三方支付机构准入。今年越南数字支付公司GPAY和VIDIVA分别获得越南央行颁发的支付牌照，目前越南经认证的非银行数字支付公司共计34家。其中2019年获得授权的有6家，电子支付市场正加速扩容。
尽管疫情推动了支付行业的发展，但越南数字支付发展水平依然较低。调查显示，越南无现金支付占总支付手段的比例仅14%，即便在零售电商领域，“货到付款”（现金交易）比例也在8成以上，无现金交易发展大大落后东南亚多数国家。
事实上越南拥有发展数字支付得天独厚的条件，如人口将近1亿且结构年轻（15-34岁人口占比超过30%），智能手机渗透率高，电商平台发展迅猛，积极推动等，那么为何在基础条件和政策保障兼备的情况下行业发展依然落后呢？原因在于越南整体支付生态欠佳。
支付生态由数字支付的产业链和其所处的监管框架协同构成（如图1），任何环节上的问题都将该行业的发展水平。目前越南支付生态主要问题为：
（一）监管法律框架尚不健全。该问题给数字支付企业造成风险，不利于投资者扩大规模和业务范围。越南目前涉及数字支付的法律文件有两份，分别是关于无现金支付的条例和越南国家银行（SBV）关于支付中介服务的实施细则。但这两项法规远远落后于现实中的支付活动。[3]
（二）C端用户的支付便利度、场景丰富度有待提升。越南70%人口在农村，银行账户拥有率很低，而现行监管使用电子钱包必须绑定银行账户，支付便利度欠佳，了越南数字支付普及。此外，应用场景仍不够丰富，也部分人使用数字支付手段。
（三）软件硬件及支付系统：高端人才短缺，技术尚存漏洞。一是电信网络建设起步较晚，网速尚未达到世界水平。二是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终端上安装的应用软件（APP）以及数字支付系统平台存在的技术漏洞或可导致用户信息泄露，用户隐私权甚至造成经济损失。三是支付系统平台承压能力有限，若海量移动终端同一时间进行资金转移和结算业务操作（类似我国淘宝“双11活动”），平台则有瘫痪风险。[4]
（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越南信息和通信部将2020年定为“数字化转型年”，宣布将优先对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培训领域进行数字化投资。当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举措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电信网络建设。越南积极部署5G网络，今年3月表示各大城市已做好5G商用准备。二是越南最大的数据中心开始建设。该数据中心归FPT电信所有，于5月初开始在胡志明市高科技园区开始建设。[5]三是推进结算基础设施建设。NAPAS将采取措快结算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将磁条银行卡转换为芯片卡或将零售交易自动清算系统（ACH）投入运行。预计，ACH将于2020年6月投入运行。[6]
（二）完善法律监管框架。越南将力图实现法律框架与支付业务有效衔接，今年5月底颁发了有关加强开展无现金支付业务发展措施的第22/CT-TTg号，其中要求国家银行（SBV）完善无现金支付、网上支付等业务相关法律框架。[7]预计近期推行可能性较大的政策一是使用电子钱包或将不再要求绑定银行账户，以无银行账户的潜在用户群，二是或将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sandbox）机制，在此机制下支付企业和银行可在管理部门适当的监督和风险下尝试新产品新服务。此外，越南更重视数据主权和隐私，颁布了关于管理、连接和共享国家机构数字数据的第47/2020/ND-CP号。该明确违法交易、交换和共享数据行为以及违反知识产权条例和个人信息权等行为，自2020年5月25日起生效。[8]
（三）拓宽数字支付适用范围。旨在推动无现金支付的第22/CT-TTg号要求部门各司其职，其中：工贸部出台鼓励商品及服务零售商开展网上支付业务的机制及政策；财政部就行政组织、事业组织的财政机制提供具体引导；卫生部指导与引导各医院开展无现金收费业务；交通运输部出台鼓励发展缴纳通行费、购买车票等为一体的多用途、多功能卡的政策。[9]预计未来越南数字支付应用场景将更丰富，并公共服务领域。
（四）电商对支付行业拉动作用将更为。越南近期批准了《2021至2025年阶段国家电子商务发展总体方案》计划。该计划提出到2025年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具体为：实现越南人口55%参加在线购买，每个人年均购买金额达600美元。企业-消费者电子商务模式的电子商务收入每年增长25％，达到350亿美元，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预计未来几年电商对支付行业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
疫情助推加之多措并举完善支付生态，未来几年越南数字支付行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期，主要表现为：
（一）完善支付产业链，形成良性循环。数字支付产业链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闭环生态，越南支付产业生态各方面还不尽完善。经过鼓励发展以“补短板”，未来越南数字支付产业链将更完整，支付生态更优化，用户体验不断提升，从而提高市场渗透率，给更多企业带来投资机会，形成支付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发展普惠金融，赋能长尾市场。数字支付具有普惠金融特性。越南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长尾市场（如大量农村人口及小微企业）长期游离于传统金融服务体系之外。然而，随着智能手机普及、新兴的数字支付产业发展、国家主导的支付费用减免政策，无疑将协同提高越南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从而促进该国经济增长，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生活水平。反过来，也会提高越南社会对数字支付的需求，形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基于支付大数据，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数字支付方式的“留痕”性会产生大量信息，而且还要求用户提供许多数据，人们的支付行为被数字化重塑并存储，形成能够识别个人信用状况的大数据。“无现金社会”是构建基于大数据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有助于企业经营和人民收入的透明化，有助于打击包括小额贪污和洗钱在内的贪腐现象，用无形的方式约束和企业行为，起到降低经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积极作用。
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带来新机遇，也蕴藏着新风险。一般来说中国数字支付企业出海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强、金融监管复杂、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薄弱等。[10]在现阶段的越南，上述风险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疫情及地缘影响下中美矛盾和越南情绪有所升级。一是美国为“遏制中国”战略目的，利用南海争端、重组供应链等，邀请越南加入“四国机制”升级版；而越南则视“中美脱钩”为迎接产业链转移的重大机遇，这或许意味越南在中美争端之间会倾向于美国。二是越南大肆宣传南海主权争端，挑动情绪，总理阮福春称越南已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外交照会，反对中国在南海（越南称“东海”）的主张，错误行动和“越南主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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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亲欧美企业。一是以安全问题为由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当美国在全球范围华为后，越南几乎是东南亚唯一积极响应的国家（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都对华为公司敞开大门）。事实上，自4G时代起，越南就基本将华为排除在外，MobiFone和Vinaphone原本在2G和3G时代都选择与华为合作，但自4G起都因“非市场原因”另选了报价更高的其他公司。二是美国提出“蓝点网络”计划（Blue Dot Network），越南基础设施建设或将进一步。2019年11月，美国在第35届东盟峰会上提出“蓝点网络”计划，意在打造全球基础设施“高标准”，遏制“一带一”发展势头。“蓝点网络”与“一带一”并存的局面下，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出现选边站的情况，而越南则更可能选择靠近美国。越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倾向，不利于中国实现在基础设施方面先行为出海企业布局，营造完整数字经济生态的希望。
（三）金融监管和外资准入政策波动大、性强。一是越南电子支付企业外资比例政策摇摆不定。2019年11月越南央行（SBV）公布的一份监管草案显示，越南电子支付企业的外资占比将被在 49%以内。理由是防止外国投资者通过金融支付行业牟利，确保越南金融业的安全和国家主权。三个月后，越南央行（SBV）再发声明，表示已提议取消支付企业49%的外资所有权上限。而今年5月越通社又发文表示该国五大电子钱包企业（MoMo、ViettelPay、Moca、AirPay和ZaloPay）外资持股比例均在30%-90%，这一现实要求出台金融科技管理政策来避免外国投资者“操控”支付领域，给国家货币政策和数据安全造成影响。[11]该国未来是否在支付企业外资比例问题上又将有新变化，仍有待观察。二是支付企业出海越南或将面临更严格的行业安全审查。支付体系作为一国（地区）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之一，面临着监管机构更加严格的监管和约束。而目前中美矛盾、中越矛盾有所升级背景下，中国支付企业、跨国电商在越投资等也可能面临严格审查。
（一）合理选择出海模式，规避严格准管。中国数字支付出海主要有三种模式。[12]第一种模式为直接申请支付牌照，难度较高。第二种模式为合作伙伴＋技术输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业务上的合作，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当地的银行或者持牌的支付机构合作开展支付和结算服务。二是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投资当地的企业，包括支付产业上下游的机构，输出移动支付技术。蚂蚁金服2019年12月投资越南电子钱包eMoney采用的就是这种合作方式。第三种模式为单纯的技术输出。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 “云”技术、分布式架构等，帮助当地支付机构提升交易吞吐量。这种模式可规避当地监管过严等问题。后两种模式都是中国支付企业出海越南的备选途径。
（二）专注越南产业链短板，发挥比较优势。一是拓展场景提升体验，吸引C端用户。中国企业在输出技术和经验同时，可在餐饮、购物、交通出行等当地主流的消费场景重点布局，着力提升用户体验，改变当地支付习惯，吸引更多用户。二是发挥人才技术优势，深耕安全风控。中国企业在人才和技术上有双重优势，不论是通过上述哪一种模式出海越南，技术输出始终是中国企业的竞争法宝。当前越南频发支付安全漏洞问题，中资企业需精耕安全风控，打造安全的支付平台，提高竞争力。
（三）从中资在越企业入手，拓展B端用户群。目前越南数字支付以服务个人用户的电子钱包业务为主，但产业支付成为数字支付未来重要增长点已成业界共识。[13]在越南拓展B端企业用户有以下原因：一是个人支付市场的巨头垄断格局已基本形成，产业端市场是出海越南企业的重要突破点。二是“一带一”下中国大量跨境电商、跨境物流企业、工商企业进入越南，这些企业的支付需求不仅限于支付结算，而是一套涵盖交易付款、收单、跨境收款、结售汇、供应链融资在内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而目前越南在企业支付方面往往沿用以往的银行账户体系，数字支付应用极为有限，难以满足企业上述需求。中国支付企业可利用越南当地金融服务的空白拓展B端用户，实现自身和其他出海企业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