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奥巴马的经济顾问Alan Krueger一直在关注音乐爱好者，他认为这批人将对美国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他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针对2001年超级碗票务的经济学评论，“如果票价本身定得很低，二级票务市场就会发展”，他这样写道。Krueger自此开始研究演唱会的定价，并且协助组织音乐产业研究会（Music Industry Research Association，简称MIRA），该协会的第一届论坛于8月10日至11日在大学分校举行。
论坛汇集了全球的经济学家，共同讨论版权、版税和流等议题。Krueger想要引起人们对音乐产业和其经济前景的注意。“做艺人最重要的是形象，”他说，“艺人形象与市场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对立。问题是，怎么样找到其中的平衡？”
Krueger表示，演出行业的票价正在向分层化发展。“看看二级票务市场就会发现，消费者愿意为最好的付很多钱。那么为什么要让票贩子赚这笔钱，而不是让表演者来赚呢？”他这样解释，并补充粉丝的喜好也是不断变化的。“当Uber涨价的时候，用户的心态差点就崩了。不过现在，涨价被理解为更好地匹配司机和乘客的一种方式，采取这种手段能更高效地分配资源。”
Alan Krueger：我以前在纽约时报有个专栏，有一周我写到了超级碗的经济学问题，后来Pollstar的Gary Bongiovanni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们行业有个问题——票价涨得太快了。”在我看来，历史上的确有乐队会选择降低票价来带动专辑的销售，不过曾经的盗版音乐下载平台Napster摧毁了正版专辑销售市场，于是行业开始把演唱会作为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票价也就上涨了。
现在不同的定价是不同的。把部分划区的票价定得更为亲民是否能帮助艺人和宣传方获得更多收入？
Alan Krueger：分层定价是票务行业的发展方向。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种做法是合理的：看看二级票务市场就会发现，消费者愿意为最好的付很多的钱。那么为什么要让票贩子赚这笔钱，而不是表演者来赚呢？
MIRA的议题不仅限于票务，而是涉及音乐产业的所有受关注的事情，从授权到音乐的元数据。我们找到了许多经济学家以及研究音乐的社会科学家，因为音乐行业的影响范围其实更大。Alfred Marshall（19世纪末）和Sherwin Rosen（1981年）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天王巨星就是要比低一档次的艺人能赚更多的钱呢？这个问题引出了一些有趣的经济学理论。其实这与市场大小有关。对比一下，在音乐产业，的艺人有着巨大的渗透率，而一个心脏外科手术室只能给这么多人做手术。
你曾对Matthew Salganik和Duncan Watts的一项研究发表过看法，这项研究表明，人们认为某首歌是流行的观念有助于这首歌真正变得流行，尽管最开始它并不火。这要怎么解释呢？
Alan Krueger：音乐产业仍然是巨星的地盘——最流行的1%占据了86%的市场份额。我们都是社会动物——虽然有无尽的选择，但人们都会一股脑儿地去听别人口中最好的音乐。这个道理在餐饮业上也是一样。
Alan Krueger：这与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难以提高，因而，随着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反而上升）有关。经济学家William Baumol他曾说，想想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现在它仍然需要四位乐手用同样的时间来演奏，跟一百年前一样，但是制造汽车的时间已经缩短了不少。
如今，我们只需要动一动手指就可以听到所有好的歌，这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一种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制作和音乐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与以前是相同的。
Alan Krueger：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认为经济学在这个领域可以贡献更多。经济学家会去思考很多关于财产权本质的问题，很多非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免费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应该付费使用，这一点还是比较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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