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的研究,自古典经济学威廉·配第开始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学界普遍认为,二者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但对于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是产业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尚存在分歧。总结各主要经济学流派对这一命题的讨论,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经济增长带动产业结构演进,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自然产物.产业结构变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同为“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人们在分工利好与交易费用的两难选择中动态决策的产物。第二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产业不会自动产生,其结构也不会自动调整和升级,需要参与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以实现经济增长。
关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的研究,自古典经济学威廉·配第开始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学界普遍认为,二者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但对于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是产业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尚存在分歧。总结各主要经济学流派对这一命题的讨论,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经济增长带动产业结构演进,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自然产物;产业结构变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同为“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人们在分工利好与交易费用的两难选择中动态决策的产物。三种观点内涵不同,政策主张也各异。
第一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形成及其变动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自发产物,因而无需干预。持有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经济增长带来了产业结构变动,后者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自然产物,因此,资源的配置、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应该交由市场进行协调,无需干预。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的水平和模式,以及资本的积累程度和技术进步;劳动分工的水平决定市场供求容量的大小及其运行模式,与产业结构、制度安排、价格水平等经济现象有关,专业化分工会“自动地”生成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新古典经济学家从“人”假设出发,认为家庭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也无一例外地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资源配置决策应由经济主体在相互作用的市场中做出。这当中价格体系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它不仅决定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还决定着为谁生产。整个市场中家庭和企业都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引领下自动而有序地运行,最终达到均衡状态。基于这一理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主张由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尤其是不需要过多干预。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预期学派,更加强调市场和市场主体的作用,否定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和产业发展,认为的干预和政策措施不仅会被的合理预期所抵消,导致政策无效,而且的干预还会使资源配置、供给和价格等不可避免地被扭曲,从而使经济主体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最终导致政策失败。
第二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产业不会自动产生,其结构也不会自动调整和升级,需要参与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第一种观点不同,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帕西内蒂等经济学家更强调产业发展及其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库兹涅茨把产业结构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了三次产业的产出比重和劳动力比重随着国民收入增长而依次变化的规律,强调产业结构升级是现代经济模式连续而根本性的特征。罗斯托提出主导产业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只是总量的增加,还是产业结构变动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主导产业依次轮换更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帕西内蒂总结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种情形,认为在由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拉动经济增长的三种情形中,产业结构变化是一种更为一般性、更现实的情形。钱纳里则采用101个国家和地区20年的经济发展统计资料,分析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化的共同特点,总结出“发展型式”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他认为,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在人均GNP为100—1000美元的阶段,而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份额下降而工业份额上升,服务业份额缓慢上升;相应地,劳动力结构中农业份额下降、工业份额上升、服务业份额上升并吸纳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的研究发现,即使在较发达的经济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中,结构效益在经济增长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支撑点,而且这种来自经济结构的效益远远超过个别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效益。戴尔·乔根森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进行研究和国际比较后认为,相比其他因素,结构变动在经济增长中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
基于以上认识,在如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其中的结构主义学派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和市场机制不完善等特点,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无法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地发展起来,产业结构无法自动地调整升级,因此需要强力推动工业化进程,通过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促进这些部门平衡发展,最终推动国民经济高速而全面地增长。普雷比希和辛格针对二战后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进口替代来发展本国工业,以避免财富从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流向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刘易斯提出了“工业化带动论”,即二元经济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经济增长必须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并为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只有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经济才能实现腾飞。
第三种观点强调产业发展和结构变动是社会生产分工的结果,应促进分工进而促进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家。根据分工情况,新兴古典经济学将生产分为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和完全分工三个状态。由于存在“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中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分工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无论交易效率改善与否,分工的演进都会自发地产生。这是因为在经济系统中,人们为实现各个时点上的效用(利润)最大化,在分工带来的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冲突,以及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冲突中做出决策和选择。分工自发演进的过程就是人们在分工的好处与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变动以及经济增长正是人们(“生产者—消费者”)在市场交互作用下通过动态决策实现的。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会促进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随着分工演进的动力或潜力的不断被消化而产生,经济增长将沿着快速发展与增速放缓相间的轨迹演进。新兴古典经济学这种基于供给与需求“合体”并以自利为原则的分工带动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实际上继承并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思想,同时又运用现代方法把这一思想“数学化”,从而为经济问题分析提供了新的框架。在这种主张下,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依赖于不断细化的分工和不断专业化的生产,而这需要有健全的市场及其主体“生产者—消费者”能够自主决策的,以促进分工的不断细化和生产的专业化。
总体来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不是单向的“孰因孰果”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且互为的关系,是一个彼此联系、互相作用、螺旋式循环的统一体。如果没有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将无以支撑;若只有产业结构变动而没有经济增长,前者也只能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上的转型。rixi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