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的开局之年，是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各大部委工作会议的召开，2018年主要的经济政策取向已经基本明朗。
与以往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工作基调相比，本次会议不仅再次明确，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理政的重要原则，而且提出要长期。这表明，中央经济工作的思、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并一以贯之，即：力求突破，但不冒进，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稳”是基础，在相对稳的前提下，为“进”创造空间，创造条件。“进”是目的，只有“进”，才能使我国经济步入持续发展的轨道，才能为稳奠定基础。虽然这几年，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提到“稳中求进”的原则。但是，根据具体环境，“稳”和“进”的内涵在变化。
目前，国内外局势日趋复杂多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多历史积留问题依然存在、很多层面的利益冲突仍在加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很严峻，在这一背景和局势下，无论从时间节点、从党和管理工作的延续性，还是从现实需要、从稳定局势、取信于民的角度来看，都要“稳”字当头。稳，不仅是经济增长要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要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因此，尽管对经济增幅的追求淡化，力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的，仍要提防经济的突然失速。进，就是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供给侧方面有所突破，在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将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更是重点，比如收入分配、扶贫、环保、社保等。经济政策不仅关注当年，更着眼于长远，注重短期与长期的结合，注重机制的建设，淡化短期刺激措施。
P增速过去一直是经济工作会议的焦点，并据此判断相关经济政策的。而本次会议并未确定具体增速目标，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际从十九大报告就没有提出新的量化指标。虽然四十年，中国巨大的经济建立在持久的经济增速基础上，但短缺经济结束后，经济增长的品质比速度更重要，否则会导致结构扭曲、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及。目前，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学界均认识到，正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速度过快，品质过低，带来供给侧的难度较大。现在，宏观经济面临：一方面经济增速下滑风险与经济增长结构不尽合理、有效性不高同现；另一方面财政增收的弹性空间下降与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加码并存。在这种情况下，P增长的数量远远没有P增长的质量重要。所以，紧紧扣住我国社会现阶段主要矛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当下经济发展最现实的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的经济目标，后面三年每年经济增速6.2%左右就可以实现，因此，经济增长的关注度下降也就成为必然。
另外，经过过去五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国P增速已连续10个季度保持在6.7%-6.9%的运行区间内。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就业目标超额完成，企业景气度多项指标创近5年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4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这说明，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态势得到了的认可，决策层也保持了谨慎乐观的态度。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就成为结果而非目的，取而代之增长质量成为追求的主要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说“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取得新的突破。扩大对外，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新格局。”方面，要求是“步子再快一些”，在关键领域取得新突破。方面，强调“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过去五年，中国推出360个重大方案、1500多项举措，一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全面深化总目标纳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范畴，把全面深化作为构成新时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已经展示了中国全面深化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传递出中国正朝着领域更广、举措更多、力度更强的新阶段迈进的强烈信号。2018年，我们将隆重纪念40周年，中国的领域将更广、举措将更多、力度将更强，其中供给侧依然是重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过去两年的去产能、去库存是在减少供给，但是单纯的减少供给只会改变价格和盈利分配，而只有提高供给的效率才能增加经济增长的潜力。在经济的供给端，主要有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而这些要素的效率都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而这些都可以靠加大力度来推进，因此，2018年将围绕这些要素展开。
特别是2018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首个议题是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信号就是要全面深化，通过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在改善“硬环境”的同时不断优化“软环境”。针对目前市场和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以深化“放管服”为抓手，多推“啃硬骨头”的举措。
2017年，“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超预期，控制金融系统性风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2018年，从国内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既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又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灰犀牛”和“黑天鹅”的虎视眈眈下，货币政策没有任何放松的理由。从国外看，随着全球经济向好，美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有加快趋势，这对中国货币政策而言也无放松的理由。当然，更趋均衡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增长目标的淡化，也为中国货币政策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
2018年，将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运行最新动向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切实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流动性合理稳定，提升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按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的要求，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继续深化金融体制，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加强和完善风险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年金融领域重要的任务，也是货币政策重要的风向标。
同时，虽然从防风险、去杠杆的需要不能放松货币政策，但是过于从紧显然会加剧风险。因为货币政策必然要平衡兼顾促进高质量增长、防风险和去杠杆三项核心目标，因此，相较于2017年，2018年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上呈现温和的边际收紧，在去杠杆和防风险的核心主题下，金融监管仍将进一步收紧，市场利率中枢易升难降，同时，也会为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带来的外部冲击做出灵活性调整。
2017年，减税，降费，加大支出力度补短板、惠民生，多项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落地生效。2018年，我国财政政策依然积极，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加快财税制度，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创新和完善财政宏观调控，把握时机、力度和效果，集成发挥各项财税政策工具的作用，适时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健全收费基金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和乱收费投诉举报查处机制，防止收费项目反弹。
稳步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抓紧制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深化转移支付制度，完善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体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科学界定各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形成中央与地方合理的财力格局，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支出重点支持制造业优化升级，促进新动能持续快速成长，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财政科技管理，促进创业创新和小微企业发展。完善农业支持制度，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深化农村综合。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支持教育发展，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支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加强基本住房保障，推动文化繁荣兴盛。进一步集中资源、突出重点，支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有效防控地方债务风险，继续违法违规融资行为，严禁以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
加大力度，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全力确保就业局势持续稳定。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政策，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把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摆在突出，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扎实做好去产能职工分流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困难人员帮扶等工作。以就业扶贫为重点，持续抓社扶贫工作。充分创业带动就业巨大潜力，增强新动能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稳慎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着力形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尽快出台实施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意见，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积极稳妥开展薪酬分配差异化试点，稳慎把握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频率和幅度。以完善体现不同职业群体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政策为核心，加强制度设计，注重与公务员分类和事业单位有效衔接、协同推进。扩大公立医院薪酬制度试点，研究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调查比较制度。不断完善、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
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工厂”，可是制造业规模上的辉煌难掩品质上的瑕疵。中国经济要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制造业必须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不能走单一发展、脱实向虚的子。
提质增效的核心是创新驱动。一方面体现为传统产业的升级，2018年钢铁、煤炭等领域均有望推行产能置换的方案，通过技术的方式置换过剩产能，有望带动传统产业技术投资的提升。另一方面则是发展先进制造、智能制造。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吸引巨大的资本投入。
2018年，将着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立足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全局，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以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强化创新驱动、推动、融合带动，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提升传统动能。
扎实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深入实施工业强基，实施新材料产业2018年“折子工程”，加快重大装备发展，推动设立“中国制造2025”产业发展基金，高标准创建“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推动出台新时期加强产业政策工作的意见，强化产业政策评估。开展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审查。加强战略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研究，强化政策储备。大力企业家、劳模和工匠，积极发展工业文化。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一是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定居，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二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壮大集体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三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走质量兴农之。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
2018年，将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完善农民闲置宅和闲置农房政策，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深化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放管服”，一切农民手脚的不合理和歧视。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研人才支撑作用，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鼓励社会人士投身乡村建设。开拓投融资渠道，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调控目标不、力度不放松，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严格执行各项调控措施，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针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库存仍然较多的部分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继续做好去库存工作。加强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促进大中小城市互联互通，提高中小城市、县城和中心镇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引导人口和住房需求合理分布。加大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整顿力度，始终保持高压严查态势，严厉打击房地产企业和中介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市场监测分析，提高精准调控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强化地方主体责任。
深化住房制度，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推进国有租赁企业的建设，充分发挥对市场的引领、规范、激活和调控作用。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加快建设主导的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加快推进住房租赁立法，租赁利益相关方权益。做好公租房工作，增加公租房实物供给，持续提升公租房保障能力，优先保障环卫、公交等行业困难群体，将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和青年医生、青年教师等纳入保障范围，对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实现应保尽保。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多渠道解决群众住房问题。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提高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水平。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任务、增长方式、结构转型的重要落脚点要从过去的外需投资驱动，转为内需消费驱动，形成消费、投资、外需良性循环的体系，改变过去几十年消费水平过低的格局。近年来，我国消费已经进入了需求多元发展、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升级的新阶段。从2014年起，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2016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陆续出台了“十大扩大消费行动”，“五大幸福产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等一系列促消费的政策措施，涵盖提升品质、扩大供给、改善环境等多个方面。2017年，随着各项政策在地方的细化落地，消费需求稳定增长，成为经济增长亮点。但如果剔除价格因素，2017年实际消费增速低于前两年，而且还存在海外高端消费外流，面临大量结构性问题。
2018年，我国将启动消费升级行动计划，重点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动能，进一步消费需求的潜力。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入手，居民消费个性化、多样化发展大趋势，着力解决流通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创新发展流通、完善消费供给、绿色消费、优化消费环境等领域发力，加快推进消费升级。
一是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实施流通品牌化战略，搭建消费促进的平台，多措并举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促进中高端消费。
二是推动零售的转型升级，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推动电子商务加快发展，深化电子商务进农村、进社区。深化实体零售创新转型，促进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鼓励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开拓新业态和新模式。
三是降低成本补齐短板，提高居民消费的幸福感。努力建设统一大市场，促进流通的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建设，推进供应链的创新与运用，提高流通的效率，降低流通的成本。
四是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增强消费者的消费安全感。重点开展互联网领域和农村市场的集中整治，开展“家政无忧”活动，建设家政行业的诚信体系，继续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的建设。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能耗高企的问题突出，既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以来相继出台了各项环保政策，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对大气和水土污染治理、固废处理、健全监管体制和惩罚制度等内容提出了指导性要求，将环保的重要性推上了更高的层次。
继2017年成为环保政策爆发年之后，2018年1月，环保政策再迎密集落地期。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数十条环保新政于1月1日正式实施。对排污许可管理、环保征税、污染赔偿方案等一一细化。环保政策在一步步完善，法制化。环保政策的要求标准、执行力度以及监管力度将会长期持续并越来越严。
环保具体要求的提高，势必会进一步拉高各行业的生产制造成本，会大幅提高原来环保执行不到位的小企业的生产压力，甚至将其挤出产业，达不到要求标准的企业面临关停风险，有助于行业的公平竞争、提高行业集中度和产业升级；行业准入门槛的提高，也会新增产能的增长。
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之一。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也将向全面协调转变。
作为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七大战略之一，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列为8项重点工作之一，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目标：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支持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东北等老工业振兴，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标志着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时代。将区域、城乡、陆海等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区域纳入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规划、整体部署。这是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我国区域发展的新部署，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行动指南。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重点，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
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引导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和以内需为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有序转移，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总之，将着眼于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重点引领和全面发展有机结合，推动形成点、圈、线、块协调联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形成新格局。（执笔：胡少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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