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讲，中国正面临这国内（去杠杆）和国外（关税壁垒）的双重风险。在去杠杆化之外，目前经济学家平均估计关税问题可能会导致2019年P同比增 长率降低0.7-0.8个百分点。中国的决策者们正试图通过有针对性的信贷宽松和财政刺激以抵消去杠杆带来的通货紧缩。当然，这样的应对措施仍然会增加Debt/P比率，但目前市场的共识是，中国的总体宏观风险可控，但是急需经济、财政、税收政策大调整以图共克时艰。
从国内宏观数据上看，1）今年前十个月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幅只有2.2%，其中东部地区销量萎缩4.7%，几乎所有东部城市的房价都呈现下跌趋势，唯有部地区的销量还有8.6%的增幅；2）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前十个月增速仅有5.7%（2017之前平均10%）；3)今年10月底，整个乘用车销量整体同比萎缩（-2.1%），轿车（-0.8%）、SUV（-1.4%）和MPV（-13.6%）销量同步萎缩。加上后面两段关于国内消费和贸易顺差的分析和结论，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亟需调整、另辟蹊径（政策）的时刻了。
1.给企业和个人工资减税：这个政策已经有很好的社会共识。根据主要券商的研究，减税额可能达到明年P的1-1.5%，加上社保部分的减税额，这些税收减免措施有望提升企业利润和企业家的正面情绪，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
2.私企信贷宽松：为纠正过度紧缩的企业信贷格局，明年将有望大力支持私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并通过强制性的贷款配额和监管激励（RRR）以缓解信用风险。与的减税措施相结合，这有望推动民间商业投资的复苏。
3.房地产市场缓解：随着棚户区项目的逐步完工和退出，二、三、四线年出现放缓，以及投资增长减速和土地价格通胀的缓解，因此，非核心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有望稳定和放松购房。
4.基件投资反弹：在2018年大幅下跌后（前10个月，累计FAI同比仅有5.7%），基础设施投资有望在2019年适度反弹，这里的潜在投资名单包括：铁、环保、医院、旅游等基础设施与服务。
5. 国与民公平竞争：通过加快，把公平中立作为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的指导原则，从而改变和改善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在补贴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的竞争，这点不仅将支持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缓解贸易紧张局势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我认为如果中国推出刺激措施的话，更大可能是为了刺激消费。 或者说，未来12-18个月内，中国消费属马的今年多大政策偏向可能会将家庭消费增长率稳定在8-10％，而且服务性消费仍将是主要推动因素。
可喜的是，中国经济正继续从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增长转变为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在投资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和中美贸易壁垒升级的背景下，家庭消费的强弱和持久性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走势变得更加重要。
行政上，为了应对国内经济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在过去几个月内，中国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等。这是因为，如果光看把消费品的名义零售额作为中国家庭支出的代表，该指数目前仅增长4-5 ％，要显著低于统计局报告的9-10%的增速度。
另外，截止10月末，中国家庭债务余额46.2万亿，同比增长18.3%，略高于前值18.2%。家庭负债同比增速在连续17个月下降后，出现了轻微的反弹。从现有数据分析，去家庭部门杠杆可能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因此，为了响应中央转向以消费为增长模式的目标，并考虑到当下家庭部门的潜在脆弱性，与消费相关的刺激措施，如果推出的话，将会是力度很大的，才能见效。据券商经济学家估计，最近的刺激措施大约可使中国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增加400-500亿人民币。此外，年底或2019年初，中国有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消费政策，例如削减汽车购置税，或给予家庭购车补贴。
从长远来看，中国随着推进城镇化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将推动消费扩大和升级，预计 2030 年左右中国 P 规模将与美国比肩，家庭消费额将由 2017 年仅达美国水平的 35%升至约 70%。
另一方面，由于针对消费的刺激措施，也会最终缓慢地惠及工业和企业部门，而后者是真正能够带全球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有鉴于此，在周期性的背景下，投资者应继续卖空新兴市场，并买入中国国内非必需消费品版块。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数据，就是出口贸易与外汇数据。截止十月底，即使出现贸易出口提前量的情况下，我国今年共净吸纳外资185亿美元（2017年为1798亿美元），已经是有胜于无的局面了。
从各种渠道打听，可以知道，中国目前已成功关闭其资本账户，它的作用在于决策者可以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抵御一部分外部风险和部分内部资产价格压力。在2015年，4.7％的人民币贬值就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流出近4830亿美元。与之相反，人民币在2018年下降了约10％，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资本外流或外汇储备部署。公平地说，10月份外汇储备减少了340亿美元，但这与2015年的恐慌情况相去甚远。
从短期来看，关闭资本账户可以让中国有效管理人民币汇率贬值，而不必担心因资金大量流出而产生的其他潜在负面影响。在全球增长前景没有明显恶化的前提下，货币贬值不失为抵御特朗普关税壁垒的一个有力武器。
眼下，市场和都竖着耳朵，紧盯着11月底G20的习特会。从最坏情况来看，如果下周末谈崩，那接下来的日历安排是：
1月中旬：美国启动和欧盟、日本的关税谈判。要点在于，会不会参考美墨协议（USMCA），加入参与方若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约可解约的第三方约束条款；
因此，我的初步判断是，未来一周，如果中美两国之间的协商，没有消息的话，那就是坏消息。而且，如果特朗普总统决定在1月1日将10％的关税率提高到25％，这可能会导致人民币进一步疲软。第三轮关税（包括中国进口商品的其余部分，2670亿美元）的宣布，将对全球风险资产，特别是新兴市场股票和货币产生负面冲击。
有意思的一点是，中美紧张局势的长期结果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 即：应用型和技术型。以关键行业和资本市场为例，比如半导体行业。仅在201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达到了3540亿美元，其中：中国占总消费量的60％。因此，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的国家和企业、很可能会在支持中国或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没有第。
有鉴于中国对半导体技术的高度依赖，因此美国对该类技术和相关产品的禁运几乎可以和当年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相当。而后者在历史上，引发了日本于1941年12月袭击夏威夷珍珠港。
加上分化、民粹主义，贸易壁垒足以发展成一股由结构性力量支撑的广泛的地缘竞争格局。虽然我本人不愿意冠以“新冷战”的，但是这一次东对抗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对高科技领域投资的人为和行政阻力，而这些领域往往具有显著的军用和民用价值，比如：半导体。这种对抗模式的另一个结果是，一国对另一国资本的兼并和收购的，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本活动，比如美国财政部将使用1977年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法案(IEEPA)实施投资。
从大类资产的风险配置角度，我仍然看空新兴市场，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疲软、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和美联储利率紧缩。而与此正相关的市场反应就是美元走强。我认为，在这一轮风险配置中，美元升值的因素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仅放大了引发美元走强的负面因素，而且产生了对新兴市场不利的负反馈循环。
在亚洲地区，鉴于其经济结构，韩国和经常被用作全球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的代理人。眼下来自这两个领头羊的信号并不乐观。和韩国的出货量均下滑。基于此，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疲弱和全球贸易受压是基本情形，如果美联储不顾市场压力继续加息，美元将走强，全球贸易也将进一步下滑。这种负反馈循环，将进一步推动新兴市场投资者分散货币和风险资产组合，因此MSCI EF和 MSCI APXJ指数也许是更好的投资标的。